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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

　　《史記》一書，一般大眾應該都知道，它是漢朝太史公司馬遷所著。如果再深入探詢，關於《史記》一書，還知道些什麼？可能就不是每一個人，都能回答的出來。除了受時代潮流的影響，閱讀中國古代典籍的人數，相對的比較少以外；更大的問題是，中國古籍都是用所謂的「文言文」撰寫，早期的版本，可能連標點斷句都沒有，如果不是具備有相當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，要想輕易讀懂《史記》的內容，以及知道它到底在講些什麼？確實也並不容易！這或許就是很多大眾，難以接近中國古代典籍的一個很大的原因。

　　如果我們問：一個人願不願意瞭解一下很多著名的中國古代政治人物，他們一生的重要事蹟，以及影響他們一生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有那些？只怕未必每一個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！如果作者以上的推論無誤的話，只因為文字的隔閡，讓很多社會大眾，無法深入瞭解中國古代很多著名政治、軍事、學術等人物的生平重要事蹟，以及影響他們一生事業成敗的重要因素，是否也有些可惜？這或者就是作者之所以要出版本書的一個重要原因！

　　在沒有講到本書的寫作方式及內容之前，不妨先讓我們瞭解一下，司馬遷《史記》這本書，到底在中國歷史學方面，有什麼重要的地位與價值？以下作者綜合了幾位著名的《中國史學史》作者的看法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　　中國歷史上評比司馬遷《史記》與班固《漢書》優劣的學者很多，可謂見仁見智，難分軒輊。但司馬遷的《史記》有幾項特色，應該是學者們所一致公認的：

　　一、班固作《漢書》，其體例一依於《史記》；《史記》為通史之開山，《漢書》則為斷代史之初祖。中國的二十四史，雖然都是斷代史；但它們的寫作體例，則都依於《史記》。

　　二、中國古史的體例，多為編年史，如春秋與竹書紀年等等都是。到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才改為記傳體，而為班固以下的歷代歷史學家所遵從；成為中國歷代寫作正史的典範，歷二千年而不絕。因此司馬遷《史記》的記傳體，是開創性的而不是因襲性的；這也是司馬遷對中國史學的最大的     價值與貢獻所在。

　　三、《史記》的成書，古史則採自詩、尚書、春秋、左氏傳、國語、五帝德、帝繫姓、世本、戰國策、秦紀，編纂而成；漢初則採自楚漢春秋；以後各事則採自當時的檔冊。因此司馬遷《史記》所依據與採用的歷史材料，是中秘所藏的古書及當時的史料，兼而有之（李宗侗、金毓黻）；是可信度極高的正史。杜維運教授說：「史記問世兩千餘年，到目前為止，沒有另外一部書可以代替它在中國上古史上的地位。新史學家利用地下發掘出來的新史料與客觀嚴謹的科學方法，無法寫出超越史記的新中國上古史。對於史記，可以補充，可以疏證，而不能取而代之。」，即為明證。杜教授更稱：「史記不但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史學著述，同時也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的史學鉅製。」，應非溢美之辭。

　　四、《史記》的撰寫體例，係由「本紀、書、表、世家、列傳」集合而成。《史記》的本紀、世家，雖以編年為體，記載國家及諸侯列國的大事；但從某種程度上說，也可以算是國君與諸侯王的傳記。列傳，則以人為單位，記其行事。《史記》全書，凡十二本紀、十表、八書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傳，共一百三十篇；如果扣掉表及書的十八篇以外，其他的一百一十餘篇，幾乎都可以算是人物的傳記！由此可知《史記》的內容，其取材的豐富與敘事的生動，絕非「斷爛朝報」（宋王安石語）的東西可望其項背。

　　五、 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雖以記傳體為主，但在選擇傳主的人物方面，太史公也可以說是煞費苦心：「司馬遷自己明白指出不記錄備員的丞相，不稱述微小的國家，不論著平常無異的事件，…於在布衣之位，而能折卿相之權的魯仲連，抗直不撓的鄒陽，則附之於列傳；田橫之高潔，季子之仁心，爛然之文辭，博物君子之言論，則備載之，如此選擇史實，其所形成的史學世界，自然充滿美善了。」（杜維運）因此我們如果仔細研究《史記》中所記載的各個傳主的生平，將會發現：其中充滿了許多生動有趣的真實歷史故事，有昏君、有英主，更多奇才異能或懷才不遇的人物，深深值得後人借鏡、警惕、參考或仿效！司馬遷在《史記》〈自序〉中說，他父親在臨終前告訴他：「今漢興，海內一統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，余為太史而弗論載，余甚懼焉；汝其念哉！」，於是他不敢忘記他的責任，就：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。上計軒轅，下至于茲。為表十，本紀十二，…列傳七十。凡百三十篇，亦 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（〈報任少卿書〉，引自謝冰瑩等譯註，《古文觀止》，台北：三民。）因此作者個人認為，《史記》中所記載的各個傳主的生平，所值得給後人借鏡、警惕、參考、或仿效的地方，或者也正是司馬遷所指的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。」的一個重要內容，值得讀者細細加以品味！《史記》中所記載的各個傳主的生平，其中所隱含的「微言大義」，而為太史公所未遑論述的部份，或者正是我們今天的後人，所應重視與發掘的重點！這也是作者個人寫作本書的最大目的所在。

　　作者大學及研究所時代，因受校方及教授的指定，開始接觸與研讀司馬遷的《史記》。以後不僅時加閱讀，而且也留意出版界相關的動態。近年來海峽兩兩岸，有關《史記》一書相關註譯本的出版，可謂內容十分豐富，也各有特色。作者目前，至少收有下列版本：勞幹、屈萬里的《史記今註》，（1973）；百衲本二十四史的《史記》（1981，台北商務）；瀧川龜太郎著，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1980，台北宏業）；楊家駱主編二十四史的《史記》（1979，台北鼎文）；龍宇純等譯，《白話史記》（1985，台北聯經）；清程餘慶撰，高益榮、趙光勇等編撰的《歷代名家評註史記集說》（2011，西安三秦）；韓兆琦注譯的《史記》（2012，台北三民）等書。作者任教台大三十餘載，課堂中雖常引述若干《史記》中個人景仰的古代軍、政人物，如兵學家孫武與孫臏、吳國的伍子胥、趙國的藺相如等等，以供同學參考，或可視之為中國古代具有政治智慧或膽識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；但一直沒有將作者個人對《史記》中若干軍、政人物成敗的觀感，筆之於書的念頭。歷年來出版界發行的《史記》註譯本，大多也以研究《史記》的句讀，或譯成白話文本為主，鮮少先觸及《史記》中人物的成敗問題。

　　2018年4月初，作者邀請台大前副校長趙永茂教授、崇右科大講座教授黃炎東副校長（前台大暨中央警察大學教授）、前台大社科院副院長暨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邱榮舉教授等諸好友，前往陽明山、金山作一日遊；返程在金山海濱曾合攝一影。（見所附攝影）因幾位教授均頭有白髮，事後作者攬照之餘，曾對友人戲稱：此四人者，雖不一定有漢初「商山四皓」的勳業；但以白髮觀之，名之為「金山四皓」可也！這句戲言，勾起了作者查閱久未翻動的《史記》的念頭：查查看漢初「商山四皓」的名詞，到底語出何典？《史記》〈留侯世家〉中，雖有「商山四皓」的故事及四人姓名，卻沒有這一個稱謂。伺後再查《漢書》〈張良傳〉，才發現這「商山四皓」一詞，乃出自《漢書》〈張良傳〉的顏師古註解中！由此進一步推想，《史記》中記載的奇才異能人物甚多，何不就《史記》中的原文，絕大部份的將之轉寫成白話文？在每一位傳主的生平中，在行文中及結尾部份，再將作者個人的感想及評論納入，相信既可達到：將中國著名且具有價值的古籍，寫成白話易於大眾閱讀；更可因為作者個人對傳主的評論及感想，而能引發社會大眾對自己事業的成敗、乃至對整個國家社會發展的興衰，產生若干啟迪作用？

　　此一念頭既出，乃決心將之付諸實行。作者撰寫本書，方式極其簡單，亦即先由作者就《史記》中記載的人物，上起春秋時代的管仲，下迄漢初呂太后逝世為止；挑選出五十多位人物，再將《史記》中各傳主的原文，轉寫成白話；歷代專家學者對《史記》的考證訓詁，作者會加以參酌納入。但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與興趣，不是在討論《史記》的考證訓詁之學，而是在將所選《史記》傳主中的原文，轉寫成白話；並在每一位傳主（按：大多為政治、軍事、學術人物）的生平中，在行文中及結尾部份，將作者個人的評論及感想一併寫出，以供讀者參考！為了區別《史記》原文與作者個人評論的不同，《史記》原文轉譯成白話文部份，本書一律使用「明體字」表示；作者個人的評論及資料來源部份，則一律使用「楷體字」表示。為了方便一般社會大眾閱讀，本書捨棄了任何學術論文所要求的硬性格式與註釋等等的作法！但為了方便讀者作進一步的資料考察起見，作者在行文中，會用括弧及「楷體字」的方式，標示出資料的來源，希望能夠擴大讀者的視野與考察，尚祈留意。

　　從春秋到漢初，以《史記》中記載的「說客」為例，蘇秦、張儀固是一般人所熟知，可以不論以外；僅以春秋末葉，孔子的學生子貢，為了保全孔子的祖國魯國、不被齊國所消滅，遊說周旋於齊、吳、越、晉各國之間，不僅保全了魯國；連越王勾踐之所以能夠「雪恥復國」成功，其實也與子貢的這項遊說周旋活動有一定的關係！則從做為一位成功的「說客」角度觀察，子貢還是蘇秦、張儀的前輩人物，卻往往為人們所忽略！另外，像楚懷王時代的陳軫（見〈張儀列傳〉），秦末漢初的李左車（韓信還尊之為老師），武涉、蒯通（遊說韓信背叛劉邦），隨何（為劉邦遊說黥布楚叛）等等這些「說客」，雖然在一般大眾認知上，感覺這些「說客」很陌生，或者認為是名不見經傳，無足輕重的人物。但我們如果看《史記》中對這些「說客」的記載，不能不說這些所謂的「說客」，其實有時還真是富有政治智慧的「奇才異能」之士！由這些小地方，我們都可以看出《史記》一書記載蘊藏的豐富，而大有可以發我們深省啟發之處。

　　由於太史公司馬遷的《史記》原文，敘述各傳主的生平事蹟，所使用的文字有多有少，有時差距甚大；加以作者對自己所選各傳主生平事蹟的感觸與評論，也各有不同。因此本書中，敘述與評論所選各傳主的生平，文字也就有多有少，有時頗有差距，無法完全求其一致。這是客觀的環境使然，並非作者有意如此；尚請讀者瞭解與體諒。

　　作者對所選《史記》各傳主生平的評論，自認還算深入。因此讀者閱讀本書，除了可以留意太史公原文中所陳述的傳主生平以外，也可以留意作者對各傳主生平的評論，相信應該會有所領悟。

　　本書因係採取普及閱讀的方式撰寫，相信本書對較少接觸中國古籍的自高中生起，到不分年齡層的社會各界人士，都能適合閱讀及參考。所選傳主，很多都是中國古代的精英人物，相信對讀者絕對會有不少的啟發與增廣見聞的作用！

　　從春秋時期到秦末漢初，距今已有二、三千年以上的歷史，在二十一世紀世界科技日益昌明的今天，一般社會大眾的觀感，或者潛意識中總認為，二、三千年前的古人，各種物質生活條件，如何能與現代人相比較？一定「檔次」很低！

　　但僅以1949年以後，中國大陸所挖掘出土的秦始皇陵「兵馬俑」，乃至在湖北隨縣所挖掘出土的曾侯乙墓中的「曾侯乙編鐘」及其他器物等等而論，其規模之宏大與製作的精良，實在不得不令今天的我們，為之刮目相看，驚嘆不已。而不要一定以為：「古不如今」！

　　本書付梓前夕，承台大前副校長趙永茂教授、崇右科大講座教授黃炎東副校長（前台大暨中央警察大學教授，現任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）、台大前社科院副院長暨國發所所長邱榮舉教授諸好友，惠賜序文；多所謬獎，愧不敢當。作者曾向三位作序教授表示：拙著有如一片綠葉，略嫌青澀，而三位教授的序言，則恰似三朵紅花；紅花綠葉，乃能相得益彰。謹向三位教授，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與敬意。

　　黃、邱兩教授都提及作者大學時代的幾位師長，勾起了作者無限的回憶，願在此略述作者與幾位師長的淵源：杜維運教授在作者大三時，與姚從吾教授合開「史學方法論」一學年（兩位教授各授課一學期）。姚老師於課堂中介紹明太祖朱元璋的〈御製皇陵碑〉，藉以說明史料的價值問題；碑文文字樸實雋永，至今難忘。杜老師則是當時自英國歸來的青壯學者，對中、西方史學的發展，自有他的定見與看法。大師出手，果然不凡。吳相湘教授則在大學部開授「中國近現代史」課程。吳老師的課程一周授課三小時，惟其中一小時，專作中國近現代史相關研究文獻的介紹。作者保留吳師當時授課的史料筆記，沒想到竟成日後作者撰著時的重要指引。作者研究所時代，撰寫碩士論文時，即請吳師擔任指導教授。相湘師對於作者的碩士論文，是否曾參考引用若干重要文獻，至為關心並作要求；影響及於作者日後的撰著態度，受益非淺。相湘師當時府上客廳掛有友人書贈的對聯：「筆削輕將相，風騷領瀟湘。」，不僅把相湘師的大名嵌入對聯的末尾；相湘師為湖南籍學者，一生著述等身，從他所撰著的《孫逸仙先生傳》、《第二次中日戰爭史》、《民國百人傳》等等大作觀察，確屬當之無愧！謹在此向相湘師及曾授業於作者的師長，表達感謝與懷念之意。